写在前面的：这是我的一篇结课论文，孩子不懂事，写着玩的

沉默的大多数：刚果改革运动新探

摘  要  作为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人权运动之一，刚果改革运动一直以来都在历史中享有盛名。作为刚果改革运动的核心，刚果改革协会及其会员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刚果自由邦中存在的反人类行为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抨击。在大国的干涉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最终承诺于1908年将刚果自由邦交由比利时政府统治，而这也标志着刚果改革运动的胜利。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刚果改革运动虽然使在刚果自由邦所发生的暴行得以揭露，但是无论从空间跨度还是时间跨度而言，这种解放实际上是相当的有限的。

(资料图)

关键词  刚果改革运动，比利时，刚果，殖民主义

1引言

提及刚果，大多数人能够直接想到的便是臭名昭著的“利奥波德制度”：一种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刚果期间所实行的独裁统治制度。在1885至1908年期间，比利时国王及其贪婪的代理人通过酷刑、谋杀等非人道手段在刚果造成了大约一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采访、报告和照片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利奥波德治下刚果自由邦的惨状，而这些暴行的证据得以存在，则要归功于20世纪的一场颇具盛名的人权运动——刚果改革运动。在团体刚果改革协会的牵头下，大量政治活动家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来迫使刚果自由邦当局废弃带有严重的剥削性质的殖民统治制度。在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宣传机器的反复较量下，国王宣布放弃了对刚果自由邦的控制，这场改革运动最终以一种“自认”的胜利告终。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历史上，刚果改革运动这种自诩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是一撮欧洲人战胜另一撮欧洲人的胜利，无论是在时间跨度上还是空间跨度上，刚果改革运动的胜利并没有给黑人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这场在废奴运动和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之间最为重要，持续时间最长的正义运动其实也带有相当可观的“不正义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从刚果的殖民史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2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

2.1 刚果自由邦的建立

19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列强在非洲大陆的殖民活动仅仅局限在海岸地区，约有80％的地区仍然掌握在原住民统治者手中。而时任比利时国王的利奥波德二世希望在这巨大的权力真空中为自己的国家也谋取一点份额。1876年6月，他迈出了征服非洲的第一步，35名来自欧洲的探险家、地理学家、慈善家、企业家和军人被邀请至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由国王举办的布鲁塞尔国际地理会议，会上，与会者通过表决成立了国际非洲协会，由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本人担任协会会长，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是通过一系列据点的建立科学地开发非洲，进行科学研究。

与此同时，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横穿中非的壮举引起了利奥波德二世的关注。在国王的资助下，斯坦利于1879年溯刚果河而上，在沿岸建立了一系列的贸易站点，并借助敲诈、哄骗、强力以及土著统治者对“主权”“领土”等概念的无知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将大批刚果河流域的土地划归到利奥波德二世于同年成立的幌子组织国际刚果协会的管辖范围中，在斯坦利的第一个五年探索任务完成后，国际刚果协会的蓝色金星旗开始飘扬在450个刚果酋长的村寨和领地上空。

初步确立起在刚果河流域的统治后，利奥波德二世开始动用自己的利益网络和宣传机器展开外交攻势，为国际刚果协会在刚果确立起的事实统治寻找外交支持。在国王的造势下，国际刚果协会被形容成了“慈善性质的协会”，协会成员在刚果河流域修筑道路，开化黑人，保护贸易自由，推动刚果逐渐转变为一个文明的社会。这套说辞博得了许多政治家的同情，其中最具势力的便是美国总统切斯特·阿瑟，在阿瑟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国务卿弗雷德里克·弗里林海森于1884年4月22日发表声明，承认了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的所有权。随后，利奥波德二世又转而游说法国，希望以殖民失败后法国的优先占有权换取法国对刚果主权的承认，担心英国的势力染指刚果河流域，法国最后接受了利奥波德的方案。而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出于势力均衡的考量，也同意承认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的统治。

这种外交造势在1884年1月15日召开的柏林会议上最终取得了成果，在柏林会议上，与会国家就自由贸易、航行权、土著保护和奴隶贸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规定了国际刚果协会在刚果所能行使的权限范围，这意味着作为利奥波德二世私人拥有的组织，国际刚果协会在刚果确立起的统治首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柏林会议结束后，比利时王室于1885年5月29日颁布法令，将利奥波德二世所控制的刚果命名为“刚果自由邦”，由利奥波德二世担任刚果自由邦的国王。靠着外交博弈和政治欺诈，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比利时国王最终取得了一块其梦寐以求的殖民地。

2.2 比利时人在刚果的暴行

刚果自由邦建立后，靠着连发步枪和奎宁，比利时人迅速渗透进了广袤的刚果盆地当中，面对如此巨大的疆域，利奥波德二世决心将其建立为一个带有营利性质的“巨型企业”，用刚果去为他的另一个国家比利时注入新的活力。而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治国方式，给刚果自由邦带去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暴行。保守估计，利奥波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刚果自由邦，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而造成这种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当其冲的便是杀戮，早在宣布建立刚果自由邦的那份法令之中，国王便宣布在刚果的“闲置土地”都是国家的财产，而对于“闲置”的定义则是十分荒谬的，法律规定，用作轮耕和狩猎的土地，都是应当收归国有的闲置土地，在这种近乎苛刻的标准下，大量的土地都成为了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产。而这也意味着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和人口都成为了国王可以肆意蹂躏的对象。为了尽最大可能地攫取自然资源，比如橡胶和象牙，比利时人在刚果实行严酷的强迫劳动制度，殖民者往往会利用武力胁迫或者是挟持人质的方法去逼迫黑人完成近乎不可能完成的采集份额。以采集橡胶的强迫劳动为例，一个熟练的橡胶采集工人如若在橡胶最富集的地区工作，每个月也至少需要花费19天又5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殖民地政府的要求。而无法完成或者不愿意完成自己的劳动配额的黑人，往往便会遭到残忍的杀害，而且这种杀害有时候甚至是“连坐式”的，如果一个村落内的少部分人拒绝服从殖民者，一整个村庄都会被屠杀殆尽。

其次便是恶劣的生活状况引发的非正常死亡，这种非正常死亡大多数都是与强迫劳动制度伴生的。一方面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本身便导致了诸如脚夫、铁路工人和橡胶采集工人等大多由黑人担任的岗位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由于成年男性劳动力都投入到了几乎没有任何回报可言的强迫劳动中，只剩下老人、孩童和妇女的农村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因而饱受饥饿之苦。而为了胁迫男人为殖民地政府劳动而被扣押为人质的人也难逃折磨，在每一个橡胶产区都有专门用来关押人质的栅栏，在栅栏内的人质每天都只能得到极少的食物，而且还会时常遭到基站士兵的侵犯和毒打，1899年，在某个栅栏里，每天死在一个围栏内的人就有3-10人。在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有大量的黑人选择逃离自己的故乡，在路途中因饥饿、疾病、野兽袭击和溺水等原因而死亡。除强迫劳动所伴生的非正常死亡外，选择与殖民者合作的黑人也难逃死亡的厄运，作为殖民地的主要暴力机关，公安军中的基层士兵几乎都由本土黑人组成，黑人士兵在部队中伙食低，薪水差，经常因为最微小的过错遭到施拷特（Chicotte，一种鞭刑）的毒打。在公安军扫荡的过程中，被抓住的黑人儿童往往会被送到殖民地政府针对非洲人所开办的儿童聚居区当中，在这里他们会被训练为公安军的后备兵员，这些儿童聚居区通常都是用鞭刑和锁链管理的，生活在这里的儿童大部分都饱受营养不良和热带病的折磨，死亡率往往超过50％。

3刚果改革运动始末

3.1 有关刚果人权问题的调查

一方面，在利奥波德国王的舆论攻势下，文明世界的人都把其在刚果的事业看作是开化黑人和抗击奴隶贸易的壮举。另一方面，在潜在的高额利润和绝对的权力的诱惑下，刚果本地官员也对这种暴行采取了掩饰或是沉默的态度，因此发生在这里的暴行几乎难以抵达欧洲。

最早发现这些暴行的人是美国浸信会牧师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1890年，他带着向刚果引进美国黑人劳工的目的前往刚果考察，在考察期间其惊讶地发现刚果自由邦的建设和治理充斥着暴力、掠夺、虐待和腐败。随后，他将自己的考察整理成书信寄给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信中威廉姆斯称，刚果自由邦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并呼吁用一个人道的新政权去取代残忍的自由邦政府。在信件发表后，比利时王室随即否认了这个指控并对威廉姆斯展开了人身攻击，伴随着威廉姆斯于1891年的逝世，这场舆论风波很快便平息了。

但是在威廉姆斯之后，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了揭发刚果罪行的行列当中。1890年5月，美国南方长老会的牧师威廉·亨利·谢泼德和塞缪尔·拉普斯利受托前往刚果传播福音，在这里他们目睹了橡胶热期间刚果残忍的橡胶配额制度，其在传教士杂志上撰写的文章生动地再现了这些骇人的暴行，得到了广泛的转载与引用。瑞典浸信会传教士E.V. 霍布鲁姆也于1896年在瑞典媒体上发表详细文章，抨击了刚果实行的恐怖制度。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有大量的欧洲人开始在媒体上揭发这些侵犯原住民权利的行为，但是这些报道大部分都是零散且无力的。比利时国王一面假装对这些新闻表示震惊，一面成立了大量没有实权的保护委员会以显示其对原住民权利的关怀，这些报道始终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

3.2 刚果改革协会的建立与斗争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事情迎来了转机。负责承包比利时与刚果之间的船运公司埃尔德·斯普登斯公司驻比利时代表埃德蒙·迪恩·莫雷尔发现，从比利时开往刚果的货船往往是空仓，但是回来的时候却满载橡胶。莫雷尔从进货记录中推测，刚果自由邦中存在奴隶制。他随后辞去了在公司的职务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刚果改革的事业当中。

从1901年开始，莫雷尔从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手中收集了大量包括日记、报告、照片在内的有关刚果自由邦实行强迫劳动制的证据并发表在其创办的报刊《西非邮报》当中。莫雷尔的宣传很快便引起了欧洲社会的关注，1903年5月，经过激烈的辩论后，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刚果本土的民众应当受到“人道的管理”。决议通过后，英国外交部随即要求英国驻刚果领事罗杰·凯斯门特前往刚果内陆核查情况。在经历了三个半月的考察后，凯斯门特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他的报告。有关刚果暴行的信息第一次通过英国领事这样一个权威的身份被讲述了出来，在欧洲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在获得了足够的注意力后，莫雷尔召集了一大批支持刚果改革的伯爵、子爵、企业家、议员和知识分子于1904年组建了刚果改革协会，该协会旨在通过政治行动营造舆论氛围，借以终结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自由邦所建立的残暴统治。刚果改革协会的会员所开展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首先是举行大量的公开集会，在公开集会中，改革协会的会员往往会通过演讲或者是展示证据的方式向公众揭露刚果所发生的血腥行径。演讲的嘉宾大多都是议员、神职人员、官员、企业家等社会上流人物，他们往往最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同感。而展示证据的方式中最重要的便是幻灯片放映，因为照片在当时是最直观且最难以辩驳的证据，几乎每场集会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放映幻灯片。

其次便是借助媒体展开文字攻势，除了主动给许多知名杂志撰稿以抨击利奥波德二世的殖民政策外，莫雷尔还积极地为同情刚果的媒体提供信息。在整理和收集的大量证据的基础上，刚果改革协会的会员还撰写了大量的小说、文章和小册子以表达对刚果自由邦的谴责，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克·吐温的《利奥波德国王的独白》，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亚瑟·柯南·道尔的《刚果的罪行》等。这些文章一经出版就引发了公众的大量关注。比如柯南·道尔的著作《刚果的罪行》便在出版后很快就销售出了25000册之多。

面对声势浩大的声讨，利奥波德二世快速动用自己的金钱和人脉网络来买通媒体和政客为刚果洗白，在舆论战初见成效之时，一个巨大的丑闻爆发了。在遭到比利时国王的冷遇后，不满于失去了牟利机会的美国知名律师科瓦尔斯基于1906年12月在报纸《纽约美国人》上发表长文，事无巨细地揭露了利奥波德二世对美国政客和名流的贿赂细目，并对刚果境内所发生的暴行作出了严厉的指控。科瓦尔斯基的曝光使得美国国务卿鲁特改变立场，要求利奥波德二世结束其在刚果的统治。而这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3 刚果改革运动的胜利

面对巨大的声讨，利奥波德二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相当被动的地位，为了让批评者噤声，他再次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委员会由一个比利时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意大利人组成，这三个法官中，没有一个人懂非洲语言，他们的英语也没有好到可以直接和批评刚果的英美传教士交流的程度。利奥波德二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看似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的委员会来显示出其对原住民权利的关心。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调查委员会在认真听取了数百位目击证人的证词后，整合各种材料，写出了一份与事实完全吻合的报告，对刚果自由邦的政策作出了极其准确的剖析，这份报告称“将妇女挟为人质，强迫酋长劳动并羞辱他们，用皮带鞭打割胶工，以及黑人看守的各种暴力行为并不是例外，而是刚果自由邦的规则。”

显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逆转利奥波德二世的风评，刚果改革运动的呼声已经高涨到让比利时的国际声誉岌岌可危的程度。利奥波德意识到。如果自己不放弃对自由邦的统治，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强行接管刚果——法国与德国早已垂涎刚果巨大的橡胶利润，英美驻比利时公使也多次催促比利时政府应当强行接管刚果。在巨大的压力下，利奥波德二世最终于1908年11月15日与比利时达成协议，宣布将把刚果自由邦移交给比利时政府管辖，刚果改革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利奥波德二世垮台了。1913年，刚果改革协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宣告了20世纪第一个声势浩大的人权运动的结束。

4沉默的大多数——刚果改革运动的局限及其原因

4.1 聚光灯下的刚果

虽然经过持之以恒的斗争，刚果改革运动成功地终结了比利时国王在刚果自由邦的统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刚果自由邦所发生的暴行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当中也同样存在，且一样残忍。

在法属赤道非洲，强迫劳动、扣押人质、奴隶贸易、烧毁村庄、施拷特酷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里，人口减少的比例几乎和刚果自由邦一样，是惊人的百分之五十。在德属西非，面对土著人的叛乱，德国的殖民者对本地的赫雷罗人、纳马人和萨恩人实行了连坐式的种族灭绝。殖民地的军队长官洛塔尔·冯·特罗塔用公开命令宣布应当“有系统、无差别”地消灭土著人的社区。大约六万到十万的纳米比亚土著人在这场种族灭绝中死亡。在菲律宾，伴随着美国军队的反游击战争而来的是残酷的屠杀，美军拷打俘虏、烧毁村庄，杀害了多达20万的平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杀害都是蓄意的。而英国也不例外，在南非、印度、澳大利亚，英国人所犯下的暴行几乎和刚果自由邦内的比利时殖民者所做的别无二致。

但是奇怪的是，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帝国纷纷对土著人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之时，只有在刚果的被找到、被放大、被放在聚光灯之下供文明世界所谴责。彼时的欧洲似乎都沉浸在了刚果改革运动的热情之中，没有人注意到，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相似的暴行也在反复上演。呼吁刚果改革的人便极少关注到发生在纳米比亚的屠杀，作为莫雷尔的主要金主的商人约翰·霍尔特在谈到德国殖民地时也十分惊讶：“听说德国人屠杀赫雷罗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是不是真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事情。”而莫雷尔本人也对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列强的殖民活动表示出了看似十分荒谬的偏爱，他曾称英国是一个“仁慈而文明的企业”，而不是和刚果自由邦一样的“海盗”，莫雷尔的拥趸柯南·道尔也称，英国、德国、法国是在以一个“相对仁慈”的方式行事。

4.2 “比利时方案”还是“刚果方案”

面对比利时国王的暴行，刚果改革运动的支持者们给出的方案是让比利时政府接管刚果自由邦，通过相对文明的方式去引导刚果人提升自己的经济与文化水平。这就意味着刚果改革协会给出的改革方案本质上是“比利时方案”，即比利时人改革自己的殖民统治机构的方案，而不是让刚果人统治刚果人的“刚果方案”。值得指出的是，在“比利时方案”实施之后，刚果土著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提高，旧时所实施的残暴统治制度仅仅是变换了新的形式罢了。

在比属刚果时期，伴随着采矿业的兴起，刚果人发现自己又被笼罩在了一种新型的强迫劳动中。比属刚果的政府通过征收高昂的人头税来迫使黑人为了生存而进入到种植园和矿井当中。此外，零星的强迫劳动依然存在——白人有时会用自行车和毯子贿赂本地酋长，并向他们承诺如果能够向矿井提供工人，他们就能获得丰厚的奖金，在基洛-莫托金矿里，每八个工人里只有一个是自愿前来工作的，其余的大都是被自己的酋长“贩卖”的。工人的劳动环境也是极其恶劣的，在矿区，每个矿工的居住空间大约只有4平方米，饮用水极其稀缺，矿工们只能在不流动的水塘或者泥泞的溪流中取水饮用，痢疾、伤寒和疟疾肆虐导致矿工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仅1916年，在伊丽莎白维尔和坎韦伯矿区的5000名工人里，就有322人死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支援战争”为目的，比属刚果的政府征用了不少于26万的黑人劳工，其中约有25000名劳工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而死亡。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个刚果人则需要在一年里至少参加120天的强制劳动。除了强迫劳动外，征收物资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大量的铜矿、铀矿、棉花和粮食被殖民地政府无偿征收，变为了支持战争的物资储备。

除了在生理上压榨刚果人外，比利时人还在精神上剥削刚果人。虽然殖民地的法律里没有明确的种族隔离规定，但是这种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隔离自始至终都没有办法从人们的脑中去除。在比属刚果，黑人没有可能进入公司高层，在政府内其最高的职位仅仅是文书或者是打字员。在殖民地的城市里，白人和黑人社区界限分明且不得逾越——甚至连墓地也是如此。在文化政策上，作为白人的比利时人罔顾黑人的习俗和文化，肆意插手黑人的文化制度，欧洲的殖民者认为“非洲人仍然是孩子，不能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的成长过程必须受到密切关注。”因此黑人无法享受和白人一样的教育，无法接触和白人一样的图书、报刊和电影。这导致直至1960年刚果独立之际，整个刚果境内的非洲人大学毕业生甚至连30人都不到，没有刚果籍的军官、工程师、农学家、物理学家，在公务员系统的大约5000个岗位中，只有3个人是非洲人。显然，改革过后的刚果并没有像刚果改革运动的先驱们所预料的那样，在欧洲人的帮助下逐渐走向繁荣和文明，反而堕入了另外一种野蛮。时至今日，刚果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最混乱的地方之一。

4.3 可能的原因： 开化使命与大国博弈

从上述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刚果改革运动的成果是相当有限的。为什么自诩为“取得了胜利”的刚果改革运动并没有给刚果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带来根本性的改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去重新审视刚果改革运动中的诸多细节。

亚当·霍赫希尔德在其著作《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中称刚果改革运动在世界舞台上的10年是世界人权活动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而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都追随霍赫希尔德的观点将刚果改革协会描述为一个人权组织。但是事实上这个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如果我们考察刚果改革运动的诉求，改革者的言论往往带有居高临下的家长作风和陈旧的殖民主义的刻板印象。刚果改革协会中的领导者，诸如埃德蒙莫雷尔，其所秉持的便并不是一种人人平等的权利观念，而更类似一种种族本质主义，即白人和黑人在本质上并不是同一个物种。黑人文明天生便落后于白人文明，因此应当接受白人文明的统治和引导。这和当时欧洲所流行的“开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观念是极其相似的，为了给殖民行为建立合理性辩护，彼时的欧洲人并不认为殖民统治是一种压迫与暴行，与之相反的是，他们认为殖民可以帮助落后的原住民逐渐走向开化和文明，而这正是上天赋予欧洲文明的使命。从比属刚果的一名官员德拉丘索夫的日记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欧洲人是如何认识殖民行为的：

“我们带来了和平，并守卫和平，我们为这里添加了道路，种植园、工厂，我们建立学校，我们关心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交换，我们获得他们土壤中和地下的财富，雇他们为我们工作......以服务换服务，这就是殖民契约的全部。”

尽管刚果改革运动的支持者们对刚果的黑人抱有同情，但是受“开化使命”观念的影响，在刚果改革运动家们的眼中，黑人就像是未启蒙的儿童，而刚果改革应该做的是更换黑人的家长——把一个带有家庭暴力倾向的家长换成一个相对温和的家长，而不是让孩子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显然这种观念陷入了一种因果倒置的错误，即“对非洲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偷窃使得利奥波德的剥削体系成为现实”，刚果改革运动并没有对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制度——殖民制度开火，没有意识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完全受到外来统治的附庸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使得一个文明从落后走向开化的，反而寄希望于改革殖民制度，将刚果人民置于一个相对温和的殖民政府的统治之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刚果改革运动更像是一场欧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政治博弈，而刚果改革运动的胜利，显然也并不能代表刚果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因为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刚果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

但是，刚果改革运动在观念上的局限并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算刚果改革运动引发多大的舆论声浪，如果没有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强权的干涉，利奥波德二世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放下对刚果自由邦的统治。刚果改革运动的背后所折射出的事实上是国家权力之间的斗争。刚果自由邦成立的依据来自柏林会议上对国际刚果协会在刚果河流域建立起的统治权的承认，而柏林会议上对国际刚果协会的承认并不是无条件的，列强们事实上对国际刚果协会作出了相当多的限制，但是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自由邦的统治并没有体现出对这些规则的尊重。

在《柏林会议总议定书》中规定：“在刚果的所有航道和河口，任何公司或个人都不会享有专属航行特权……”，在刚果境内“各国贸易应享有完全自由”但事实是，比利时国王在刚果自由邦中的经济地位几乎是垄断性的，在牢牢掌握刚果境内的特许公司的垄断权后，利奥波德手下的军队和政府官员往往会动用军事和行政权力将大部分非比利时的企业排斥在这片土地之外，比如官员会用枪炮拦截外国公司的船只，防止其进入内陆地区，或者直接宣布该地区戒严，待到资源枯竭后再开放外国资本进入。以上种种行为早已引发了列强们的不满，因为利奥波德二世的垄断行为使他们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之下从刚果的广袤土地中取得利润，但是列强也不愿意通过试图或甚至讨论刚果的任何其他处置来打破始终微妙的“平衡”。而莫雷尔和他的刚果改革协会的出现则使得列强嗅到了向利奥波德施压的机会。一方面刚果改革协会为刚果自由邦开出的改革方案能够满足当时国际政治势力的平衡，另一方面，在莫雷尔本人的理念里，自由贸易也是“发展到更高的生活观念的最可靠的媒介”，这也就是为什么，英美等国能够支持莫雷尔的刚果改革事业。

综上所述，依笔者愚见，刚果改革运动的胜利是列强的利益要求和刚果改革协会成员们的开化使命心理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正是由于此类改革事业是需要列强加以干涉支持的，人们才会去把目光聚焦于比利时国王治下的刚果。因为批评列强不仅不会产生实际效果，而且有时甚至会给批评者招致麻烦。而批评刚果并不会涉及列强的错误行为，也不会产生因为挑衅列强而带来的外交、贸易和军事上的不良后果。同样，也正是由于在开化使命主导下的刚果改革运动没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殖民主义，刚果人民的悲惨命运才会在刚果改革运动取得胜利后延续至今。当二者中缺失其一时，改革的目的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在1908年之后刚果改革协会的命运中能够得到很好的证明，在比利时国王将刚果自由邦转让给比利时政府后，莫雷尔认识到利奥波德在刚果建立起的制度并没有消失，曾经作为施暴主体的殖民地官员及其背后的残酷体系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于是他和他的协会便投身到了游说英国外交部的活动中，莫雷尔希望英国外交部能够强制比利时废止有关殖民地民众强迫劳动和没收田产的制度，而这次他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他随后便承认了刚果改革运动的胜利，但他依旧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尚未解决”。

5结语

当我们回顾莫雷尔及其同事在刚果改革运动中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发现的是，他们所秉持理念仅仅只是对殖民制度进行“改革”，而他们也并没有给刚果人民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和解放。若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刚果改革运动，我们很难去将其描述为一个伟大的“人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一个激进的政治运动，因为莫雷尔和他的同事的行为并没有跳出当时欧洲人对殖民主义的思维定势，而且其所带来的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因此否定刚果改革运动的伟大成就，一方面，刚果改革运动的先驱们开创性地将调查报告和人道主义运动相结合，形成了开展政治行动的有效工具，它让这场运动的支持者一直延续着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一种为其他人的痛苦而心生义愤的能力。另一方面，刚果改革运动也为比利时人在刚果自由邦中的所作所为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使人们得以铭记这场在一百多年前发生在非洲的暴行。当我们抛去时代给刚果改革运动所套上的局限性后，刚果改革运动的先驱们对内心所向往的正义的追求和对强权的蔑视依旧值得尊敬的，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留给我们的，超越世间的精神遗产，正如莫雷尔在刚果改革协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所陈述的那样：

“正义不会被践踏，也不容被践踏。”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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