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

从13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

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

【资料图】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变的陆地政治、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

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第七十三集 海上丝绸之路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孙健 南海一号考古队 队长

孙健：现在我们能知道的这条沉船上，基本上是以瓷器、铁器、金属器为主的货物，包括铜钱这种货物，也是传统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货物品种。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就有118处之多。发现沉船的海域，是古代中国东海、南海通往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在宋元时期，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黄铁坚 南海一号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馆长

黄铁坚：到了我们博物馆，他能近距离地感受到，南海一号，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贸易史、包括宗教史、包括航海史。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数量更是惊人。它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它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指引人们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航海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以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而著称，有人由此误以为，中国人不长于航海，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漂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19年，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到黄海琅琊港，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先后两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只船队最后不知所踪，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行，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张帆 北京大学 教授

张帆：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个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里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路上岸。随后，他就沿着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

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十一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11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王连茂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名誉馆长

王连茂：这个是指南针，在公元就快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呢，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司南。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它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日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李治安 中国元史研究会 会长

李治安：经过唐宋这两个王朝，尤其是宋王朝，中国进入了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盛世。

张帆 北京大学 教授

张帆：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这个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是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的讲述过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王连茂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名誉馆长

王连茂：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仓，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它靠岸了以后，再修理，它不沉没。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以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百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达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洼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

然而，起自草原游牧民族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对于习惯了马上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

这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蒲氏家族。蒲氏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祖上从宋代开始，就在泉州亦商亦官，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蒲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后裔，蒲家的蒲寿庚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市舶使，拥有大量的海船，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等海外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和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李治安 中国元史研究会 会长

李治安：南宋末他是这带的，福建和广东这边的招讨使，实际上是兼的市舶，管海外贸易的。南宋末，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市舶司这套移交过来了。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外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亦黑迷失。亦黑迷失是信奉佛教的畏兀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亦黑迷失便奉命两度出使八罗孛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

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亦黑迷失出使占城（今属越南中南部）、僧伽剌国（今斯里兰卡）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亦黑迷失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八儿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亦黑迷失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二十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贡献。

张帆 北京大学 教授

张帆：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事业比较多的转向海上，采取这种和平的手段来，就是来传播他的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而且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的开创者旭烈兀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旭烈兀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旭烈兀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王连茂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名誉馆长

王连茂：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有一个使节奉命到火鲁没思，见了哈赞大王，伊利汗国的大王，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就献给了朝廷，送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作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孛罗，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

在伊利汗国合赞汗时代，宰相拉施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集》，孛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集》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

这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澉浦港，澉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七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澉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扬梓。

朱岩 海盐县博物馆 名誉馆长

朱岩：扬梓他的父亲叫杨发，杨发在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市舶司的主管，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扬梓本身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他这个家族，实际上跟海舶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扬梓呢，他本人实际上是海盐腔一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一些声腔。

海盐腔，腔调清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然而杨梓这杯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枢，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枢的成人礼，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二十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枢，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元廷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

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枢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那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枢陪同那怀一同前往元大都，那怀完成使命后，杨枢又奉命护送那怀返回波斯，出色地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使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十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经而立之年，杨枢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李治安 中国元史研究会 会长

李治安：从忽必烈以前，确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杀人是非常多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了个180度，基本上他不出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是开始重农了，不仅重农还重商。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伐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中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元朝的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六十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一百四十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

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四十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贵重货物，而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布匹等。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和中国特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等。

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有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艺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李治安 中国元史研究会 会长

李治安：从贸易这个层次这是非常积极的，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双赢。

这里是今天的泉州港。古代的泉州，是通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只是，马可·波罗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它——刺桐。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刺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在争论刺桐和泉州是否是同一个城市。

王连茂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名誉馆长

王连茂：为什么会叫宰桐，因为宰桐在阿拉伯语里头，是橄榄树的意思。实际上，宰桐的来历，是根据泉州当时栽种了很多的刺桐树，叫刺桐城，用刺桐的泉州话的发音，翻译成为宰桐，是这样来的。最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提到的宰桐这个名字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刺桐，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开花时花色鲜红，状如一串熟透了的红辣椒。当时，这种植物在泉州相当普遍，刺桐港由此得名。泉州港在唐末开始兴起，北宋时期，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泉州开始发展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到了南宋的时候，大批贵族富室从各地蜂拥而至，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号称富州。

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许多亚非国家与地区的海舶云集泉州，港内常常停泊着上百艘大船，小船则无法计数。阿拉伯、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各种香料和贵重货物大量运抵这里，并由此而流通至中国其它地区。海外的货物从这里送到杭州，经由大运河，可直抵元朝都城大都。大批中国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带走青花瓷、丝织品等大宗商品，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在元朝达到了它繁荣的顶峰，泉州港为元朝政府缴纳的税收占元朝国库总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李治安 中国元史研究会 会长

李治安：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当然它也有一段也搞，官本船，稍微有点垄断，很快就撤销了。基本上是采取征税抽俸，自由的鼓励来进行贸易。无论是招落海外的商人，或者是鼓励本地的商人下海去贸易，它都是开放的。

在海外贸易带给元朝政府的巨额财富中，有人估计，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财富，是由这个今天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瓷器创造的。瓷器是中国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商人们将瓷器大小相套，装得密密实实，一艘船上能装载数量非常可观的瓷器。事实上，瓷器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出口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瓷器之路。

张帆 北京大学 教授

张帆：中国这些产品，因为它在海外不能生产，或者说它的制造技术不高，它只能去引进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些看上去比较先进的东西，传播到的地区，会产生某种时尚效应，大概就等于说成了一种潮流。既然已经用了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多的，更大量的希望能够输入。

元青花，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昂贵的价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尽管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它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

江建新 景德镇陶瓷艺术馆 馆长

江建新：元青花的这种钴料，是来源于中东地区，就是所谓的伊朗地区。就是那种高铁低钼的一种钴料，就是氧化钴，它是在高温烧制下，它是发蓝的。它是把中东的这种钴料技术，放到这个瓷器上来彩饰。那个彩饰先是这样的，在那个没有烧成的那个胚上面，先用这个钴料进行彩绘，彩绘完了以后再上一层透明釉，再经过1300多度的温度烧制，它就成功了。那么它这个技术，来源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形成的一种产品。

通过泉州、广州、庆元、澉浦等港口，元朝瓷器的输出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除传统的生活瓷器外，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专门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大型盘、碗、壶、罐，都是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源源不断的瓷器需求，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形成了一个古代中国高技术和艺术附加值的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制造产业，从而使中国的陶瓷之乡——江西景德镇，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世界瓷都。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李治安 中国元史研究会 会长

李治安：我们输出的一些东西，影响还是很生动的，尤其是这一条丝绸之路的这两个极，中国成了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东方的一个极了。而且这个极，它得有经济的繁荣做支撑，你经济不繁荣，运不出去东西，那你这个丝绸之路还是繁荣不起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跟海外贸易连带着的，我们中国的一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基础。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官方使者、商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宗教人士、旅行家、探险家等往来其中。元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著名旅行家，除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之外，还有伊本·白图塔。1332年，伊本·白图塔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只身一人向东寻梦。1342年，他在印度德里遇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使节。随后，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

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伊本·白图塔描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发行纸钞的机构，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伊本·白图塔的游记，是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

发达的海外贸易，繁华的泉州、广州等国际性港口城市，不仅吸引了旅行家，有很多外国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士长眠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张帆 北京大学 教授

张帆：元朝在宗教信仰方面，是比较自由和宽容的时代。就整个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态度。就他自己当然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他并不禁止别人信其他的宗教。在蒙古人的这个观念当中，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能力和上天沟通，所以他觉得都应该给予尊重和保护。

泉州今天可以找到很多外国人的后裔，丁氏家族就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和当地的汉族相处融洽，这是他们建造的自己家族的祠堂。

丁桐志 泉州丁氏家族 第23代

丁桐志：我们的第四代祖先来到这里跟汉族人和睦相处，他看到汉族人这里发展很快，他看到汉族人在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他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什么特色，他把这个祠堂盖成一个回字形，要让子孙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祖宗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就是汉族人才搞这个牌位，我们是回族人原来就没有搞牌位，但是为了要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跟人家同样盖成了祠堂。盖成祠堂以后，还有祠堂的特色，好像我们的牌位，汉族人是红色的，我们这个牌位搞成绿色。

像丁氏家族一样，离开它们的故土，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很多，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成为生长在这里的新生命。海上丝绸之路，就像一座巨大的生命花园。在这座花园中，不同的血脉通过延续和融合，在东方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再次新生出一朵朵鲜艳的生命之花。

这里是泉州市东南部，这里有一座小渔村叫蟳埔村。蟳埔曾经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港口之一，蟳埔村人本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蟳埔村的妇女们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劳作之前，她们都要带上这样特有的头饰——簪花围。簪花围是用时令鲜花串制而成，其中一定要有两种花，那就是茉莉花和素馨花。茉莉花和素馨花，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戴花围的传统在这里古已有之，于是当茉莉花与素馨花一起来到这里之后，就变成了今天妇女们头上的簪花围。

今天，美丽的簪花围已经成为泉州最鲜活的一道风景。它让人知道，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正是沿着这条生命之路，从元代开始，一些中国人开始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他们怀着梦想、期望，寻找新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移居海外，并婚娶繁衍。

李治安 中国元史研究会 会长

李治安：我们的沿海的边民，他们应该说是生生不息，和我们的陆地移民同样重要。他们也向海外进行探寻、冒险，求生存、求富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需要勇气和冒险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世代的先民，尤其是沿海的先民，他们在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中间，向海外这个开拓方面，他们还是功绩无量的。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

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经，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梁文琛 新加坡梁介福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

梁文琛：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这个用家庭的背景。我有五个兄弟，第三是我，第四是我弟弟，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经在为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

张松声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会长

张松声：不管你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包括你现在到缅甸、到柬埔寨，其实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他从中国移民到这个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过客，而是我真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李治安 中国元史研究会 会长

李治安：像海外的发展，像海洋事业的开拓，这个应该说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我们先民的，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经验，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全球化的先声。